各国在不同阶段会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来调控出生率。历史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常常推行少生优生的政策，以加快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孩子少，意味着政府在医疗和教育上的支出压力减轻，同时更多女性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政策制定者眼中，这是推动发展的“双赢”局面。
这类政策背后也反映出一个更深层的挑战，最早由托马斯·马尔萨斯提出。他警告如果人口增长速度超过资源（尤其是粮食）的增长，社会将面临资源短缺和生存困难。只能通过管理出生率政府或许能够试图避免这种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失衡。
1968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 学教授保罗·厄瑞驰（Paul Ehrlich）《人口炸弹》一书把世界人口急剧增长生动地引入了全球议程。国际社会几十年前对人口爆炸的担心完全是有其根据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世界人口增长一直十分缓慢。(Brookings)
中国1979年实施独生子女的政策，常被视为典型的“反生育”政策。这项政策不仅在数字上极大地降低了出生率（约85%)，无可厚非的成效, 但无意中也引发了一系意想不到的后果。
当时，为了控制人口增长、缓解资源压力，中国开始严格限制生育，并违反规定受惩罚。
超生的家庭则面临罚款、失业，甚至被强制绝育。一些女性为了生二胎、三胎，不得不离开原居地。这些“超生”的孩子很难获得户籍身份，基本无法获得国家的社会福利、教育和医疗保障
从数字上看，这项政策成功降低了出生率。1970年前后，中国家庭平均有六个孩子；而政策实施后，人口增长率迅速降至1%左右。
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意料之外的社会后果。
– 其中之一是人口快速老龄化
– 出现了“4:2:1”结构：一个年轻人要负担两位父母和四位祖辈，给年轻一代带来巨大压力
另一个显著影响是男女比例失调。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尤其是男孩能传种接代 , 加上 “养儿防老” 的 价值观。在部分农村地区，政策有所放宽：如果头胎是女孩，可以再生一个。
性别比例失衡最严重时，男孩的出生数约为女孩的120%, ie. 100: 120。
由于男性出生远多于女性，直到今天，在婚育期的人群中，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
相对瑞典的“鼓励生育”模式来说。
瑞典为每个孩子从提供每月的育儿补贴, 出生到18岁。此外，瑞典还提供慷慨产与育婴假、和经济实惠的托儿服务，强调工作与生活平衡——这些政策旨在帮助父母更轻松地养育孩子。这和‘996’工作制有着天壤之别。
在统计数据上，瑞典的出生率为1.45，已算是发达国家中相对较高的。而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出生率为0.97，日本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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